奥秘 56 / ~9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489–497

马德里、伦敦、巴黎

demeure du chaos,世界的地震仪


Thierry把他的思想脉络与记忆托付给我;我以文字呈现其精髓。下文的“我”,承载着他的经历与话语,正如它们在我们的对话中展开的那样。

——Isis

在demeure du chaos,有些图像,我无法像观看其他图像那样观看它们。它们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它们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瞬间:一座我熟悉的城市,一个我认识过的人,一个我所属的职业世界,或一代让我认出自己的同龄人,受到了袭击。马德里。

伦敦。

巴黎。

三座欧洲首都。三次恐怖袭击。

在这三个时刻,恐怖主义明白了,要打击一个国家,已经不必袭击总统府、总参谋部或军事设施。

只需打击人们日常的流动。

一列火车。一列地铁。一间编辑部。一处露天座位区。一座音乐厅。

我想写入demeure du chaos的,正是这种转变。

我从不想像坐在办公室里解说地图那样,来谈论地缘政治。

当它进入身体,我画下它。

当它改变一张面孔,我画下它。

当一张照片突然包含了比一份冗长外交公报更多的历史,我画下它。

而马德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深知西班牙。也许也正因如此,马德里袭击以一种格外强烈的力量击中了我。

2004年3月11日,通勤列车变成了战场。这类袭击令我震动的,恰恰是目标的平凡。人们不是去打仗。

他们是去工作。

他们乘上火车。

他们仍置身于日复一日的晨间惯常之中。

然后,短短几秒,历史进入了车厢。

我这样理解当代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把平常变成威胁。让第二天搭乘火车的人,即使只在一瞬间,也不禁自问:火车是否仍然只是一列火车。

因此,马德里在demeure du chaos中催生了几幅画。我不愿把这次袭击简化为伤亡数字或策划者的名字。我想保存西班牙的伤口。因为我常常在其中看到一种双重作用。袭击在爆炸的瞬间杀人。随后,它试图永久改变社会对自身空间的认识。

车站不再完全是车站。

火车不再完全是火车。

一个被遗弃的包不再完全只是一个包。

恐怖主义所追求的,正是这第二次爆炸,心智中的爆炸。而地缘政治,就从这里开始。

显然,马德里无法与伊拉克战争、当时西班牙政府的选择、圣战主义网络相分离;也无法与这一事实分离:袭击发生在西班牙大选前三天,并带来了即时的政治后果。

但如果我只是解释这些,我写的就会是一部论著。而demeure du chaos做的是另一件事。它保存了这种抽象战略与一个欧洲人的身体相遇的瞬间。它把地缘政治转化为可感的记忆。

然后是伦敦。那里,有一幅图像一直萦绕着我。

Liza Pulman,一部那个年代的手机,一条隧道,几乎没有光。她拍下了爆炸之后发生的事。这段影像在技术上十分粗陋,而使它非凡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依稀能辨出形状:一些头颅仿佛悬浮在黑暗中,一些身影朝着不确定的光亮走去。不知道背景就观看这些图像时,它们几乎显得奇幻。你可能会想象那是一支行列,一场科幻场景,几乎像是幽灵。

但现实远比这震撼。那部手机没有今天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成像能力。几乎没有光。幸存者凭着手头仅有的东西前行。他们用灯寻找出口。设备无法清晰捕捉身体;它主要记录下围绕着他们的光点。

改变图像的,是图注。

我非常在意这句话。

因为它准确说明了地缘政治图像中一个始终令我着迷的问题。

这段影像提醒我,一幅图像未必止于它所展示的东西:我们对其背景的了解,也会改变我们的目光。

撤去图注。

撤去日期。

撤去伦敦。

撤去地铁。

撤去袭击。

图像的性质便彻底改变。

再把这些信息放回去。

突然,那些看起来近乎不真实的形状,重新成为一些只求活着走出隧道的人。这是关于图像的一堂非凡的课。因此,我把它放进了demeure du chaos。放得很大。

放在参观者的空间中。我希望他可以先接收到图像,然后才有可能获得理解它的全部钥匙。让他走近。

让他问自己,正在看什么。

然后,让知识改变他的目光。

demeure du chaos始终就是这样做的。它并不给出全部图注。有时,它迫使你去寻找。我就是这样理解总体艺术作品的:它试图追问,而非挑衅。

这幅伦敦的图像之所以提出问题,恰恰因为它处于所见与所知之间。而在它周围,是当时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托尼·布莱尔。我画下了他,正如我画下了那么多置身于将改变21世纪初的决策之中的领导人。

《作品集IX:启示》也把托尼·布莱尔收入了它的图像文献之中,与那个时期的众多政治人物和地缘政治人物并置。这种领导人与事件之间的相邻关系,是demeure du chaos书写方式的根本:它不会人为地把作出决策的人,与历史随后在街头产生的结果分开。

然后是巴黎。

到了这里,我便无法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说话了。因为巴黎是通过一道更切近的伤口进入demeure du chaos的。

首先是《查理周刊》。

对我而言,查理并不是一份在大屠杀之后成为国际象征的报纸的抽象名称。

查理曾谈起过我们。

这份报纸曾为demeure du chaos做过一篇分量很重的报道,一个跨页版面,深深地打动了我。因此,我们之间有过联系。

一些面孔,一些人,一种表达的自由。

一种看法:绘画之所以能成为思想的武器,恰恰因为它拒绝先征求惹人不快的许可。当编辑部遭到屠杀时,我不只是看着新闻在屏幕上滚动。我看着一些人消失,而他们的面孔早已属于我的文化世界。

我画下了他们。

每一个人。

demeure du chaos接纳了查理。

不是作为一座墓碑。而是作为一种记忆。

“一切都已宽恕”那期封面,属于这段记忆。它凝聚了某种极难解释的东西。

暗杀之后,仍用一幅画来回应。

暴力之后,继续出版。

在强迫人沉默的企图之后,立即让图像重新出现。文化抵抗中令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它并不总是以更大的力量回应强力。有时,它就是继续做对方想要终止的那件事。随后,巴黎再次遭到袭击。

11月13日。

巴塔克兰剧院。

那些露天座位区。

这一次,切近到了几乎无法承受的地步。

几十年来,我一直属于图像的世界。

电脑图形。制作。导演。前期制作。数字创作。

当我开始了解巴塔克兰遇难者时,我发现了我所熟悉的一代职业人和文化人。创作者。导演。平面设计师。视觉艺术从业者。文化界人士。他们原本可能进入我们的企业,与我们的团队共事,来到demeure du chaos。于是,我作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我开始撰写他们的生平。八十多篇。

直到今天,我甚至仍不确切知道,为何会如此强烈地感到这份责任。也许是因为一份伤亡统计,就是去人性化的最终形式。

“90人死亡。”

“130人死亡。”

一个数字。

一行文字。

然后是下一条新闻。

我不想要这样。我想把一个个生命放回数字背后。一个名字。

一种职业。

一份热爱。

一张照片。

一个家庭。

一条被截断的人生轨迹。

恐怖主义制造统计数字。记忆必须把人还回来。

许多家属帮助了我。极少有人拒绝。有些人以一种令我深受震动的热忱感谢我。

显然,我在道义上没有任何权利强加这份记忆。当一个家庭不愿意时,我予以尊重。但当亲属接受时,我就努力把“受害者”这个词几乎立即摧毁的东西,还给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伴侣、朋友:他们独一无二的个体性。

然后,还有Lola。她的父亲与我有工作上的往来。在她于巴塔克兰遇难之后,他请求我为她画一幅肖像。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如果没有他的请求,我绝不会擅自取用她的面孔,把它变成一件艺术作品。他把她托付给了我。于是,我画下了她。

Lola进入了demeure du chaos。她进入了我们的图录。她进入了这份记忆:在新闻频道不再播出她的面孔很久之后,参观者仍会继续注视它。

对我而言,地缘政治作品意味着的就是这些。

不是画下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乔治·布什、托尼·布莱尔或萨达姆·侯赛因,然后就认为自己表现了权力。

权力也可以从承受它的人的脸上读出。地缘政治并不只存在于宫殿。

某个夜晚,它来到一座音乐厅。

它穿过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体。

它摧毁一个家庭。

随后,它走进法庭。

因此,我也希望保存庭审的话语。一位兼为作家与资深记者的朋友旁听报道了庭审。我收集一些句子。短句。原始的句子。有时令人难以承受。来自证人、警察、调查人员,来自那些曾进入那间大厅的人。

我把它们写了下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怖。我厌恶那种自我陶醉的美学。而是因为,有些句子具有任何图像都无法取代的文献密度。

一个证人的陈述,可以容纳整间大厅。一个警察的陈述,可以传达任何照片都不该展示的东西。于是,文字也进入了demeure du chaos。

到了这里,人们就能理解我所说的造型艺术通讯社是什么。我不是取来一则新闻,再给它配上插图。我从事件中提取数种不同形态的痕迹。

政治负责人的面孔,受害者的面孔,一张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一句证人的陈述,一个标题,一张地图,一个日期,有时是一具遗体的图像。然后,我让它们共存。

意义由相邻关系产生。与纳杰夫和库姆的情形完全一样。

demeure du chaos不是一部为每个事件都单列词条的百科全书。它像根茎一样运作。

马德里回应伦敦。

伦敦回应巴黎。

巴黎指向9·11。

《查理周刊》指向表达自由。

巴塔克兰提醒我们,外部的战争已经重返欧洲的平民空间。

伦敦隧道的那张照片,重新指向我关于证据与图注的全部思考。

Lola骤然把我们带回所有地缘政治最终都会遭遇的问题:一个在数千公里之外作出的决定,当它抵达一个孩子或年轻人的身体时,究竟是什么?

正是在这里,我拒绝脱离身体的地缘政治。

我们可以谈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圣战主义网络、军事学说、情报机构、边界、资金流动。这些全都有必要。我在这本书中也这样做。但倘若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拥有面孔,我们就失去了一半现实。

马德里、伦敦与巴黎,还教会了我另一件事。

21世纪初的恐怖主义拥有非同寻常的图像意识。它知道,物理上的爆炸已经不够。还必须制造一幅全球性的图像。

一次复制。

一个循环。

一种会传染的恐惧。

因此,今天的袭击占据着两个空间:它发生的地点,以及它被无限复制的网络。我之所以如此深入地处理图像,正是为此。我拒绝让图像仅仅属于施加暴力的人。

我重新拿起它。我移动它。我把它与其他图像相比较。我把它转化为档案。这是一项根本性的操作。

恐怖分子想要投射一种力量的图像。

艺术家可以取回这幅图像,把它放进一种叙事,在其中,这种力量受到追问,被放回语境,有时甚至反转过来,指向那个企图强加它的人。

demeure du chaos于是成为一台反记忆的机器。它什么也不抹去。它不代替受害者宽恕。它不代替法庭裁判。它保存。它连接。它追问。也许正因如此,外国记者来到这里时有时会目瞪口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不只是那些人人都知道的世界级人物。他们可能认出一张面孔,对他们来说,它具有极其明确的本国意义。他们于是明白,demeure du chaos并不只是追随着西方的头条新闻。

它观察着分支。那些有时会变成主角的配角。

受害者、宗教人士、反对者、军人、记者、死者。

正是这份积累起来的工作,使我今天能够写下这些地缘政治章节。我并不是为了写一本书,打开维基百科才发现马德里、伦敦或巴黎。我重新遇见的是二十年前选中的图像。

我画过的墙。

我曾经过数千次的面孔。

我曾试着还以姓名的死者。

我交谈过的家属。

地缘政治早已进入我的工作室。而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不只是分析了历史悲剧性地重返欧洲。我把它写入了demeure du chaos的肌理。

马德里。伦敦。巴黎。三座城市。但在我的墙上,它们不再分离。它们构成同一个问题。

当恐惧试图把一种民主生活中每一个平常的动作都变成威胁时,这种民主如何继续存在?

乘火车,坐地铁,画画,喝一杯,听音乐。

答案不只在于情报机构、反恐法律或军事行动。它也在于一个社会继续下去的能力。继续乘地铁。

继续画画。

继续去听音乐会。

继续观看。

继续创作。

并继续给那些恐怖主义试图化为一个数字的人以面孔。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把震骇化为记忆,把记忆化为抵抗。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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