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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服务器:打破信息垄断

最初的机器


司法服务器最初的架构于1991年成形。此后,这套系统在法律和商业上的发展历程,将经历几个阶段。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让信息流通,赋予信息结构,组织叙词表,并建立能够应对需求急剧激增的架构。借助司法服务器,我们正在进入一片敏感得多的疆域:在这里,信息直接遭遇司法、困境企业、公开拍卖和价格形成。

留存下来的文档证实了这一时间线,并表明,早在1990年代初,司法服务器就已经拥有结构化的司法、经济和法规数据库,配有分类表、索引和远程信息分发。

但令我关注的问题,却简单得近乎尖锐。

一场拍卖,在法律上可以是公开的,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却仍然只向一小撮知情者开放。

我觉得这种矛盾无法容忍。

一家公司进入司法清算时,必须清点其资产。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清单可能相对有限。对于一家工业企业,规模就完全不同了。

几百页。有时几千页。机床、计算机设备、技术设施、家具、存货、专用设备、序列号、规格、配件、技术文档:在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消失之前,财产清单报告几乎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解剖。

我们的文献材料准确地描述了这一功能:这份报告可以成为对清算中企业一次真正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学X光透视。

我有一个朋友是司法拍卖师,他可能会在一家大工厂里待上十五天,完成这项工作。

每样东西都必须看过。

每样东西都必须识别。

每样东西都必须逐项列出。

这种程度的精确毫非官僚主义。只有这样,资产随后才能出售。

然而,当拍卖公告终于到达公众面前,这一庞大的文献知识集合,有时还剩下什么?

寥寥几行。

“大量计算机设备。”

“办公家具。”

“工业设备。”

“机器人设备。”

“各种设备。”

也就是说,完整文献是存在的。但潜在买家看不到它。我正是在这里遇到了此后一生中都会称为信息不对称的东西。

有些人知道。其他人只知道将有一场拍卖。在这两种知识水平之间,可能出现巨大的价值差异。

一个知道某台机器的确切型号、状况、所在地和配备的买家,可能决定远行五百公里。而一个只读到“工业设备”的人,会待在家里。他缺的不是动力。他缺的是信息。在这个世界里,还存在一种被称为bande noire,即“黑色团伙”的群体。

这个词指的是一小圈专业人士,他们因接近拍卖活动、拍卖行职员或系统中的各类参与者,而能更精确得多地了解即将出售的东西。他们不是到了拍卖现场才发现拍品。他们事先就知道。他们能够准备。比较。评估。安排自己的位置。

我不想把这个绰号变成对整个行业的普遍指控。那是不实且不公正的。它描述的是一种信息系统:在其中,一小撮知情者相对于普通公众,可以享有巨大的优势。

我想打破的是这个系统。不是拍卖师。不是司法拍卖。而是信息特权。

因此,我从未把受监管职业本身视为对手。经过数年的实地走访和数十万公里的奔波,我见过约550位拍卖师,而不是我最初估算的一百位左右。

三十六万公里。

你必须理解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我不是待在里昂的屏幕后面,向拍卖师解释他们的职业如何运作。

我去见他们。

在他们的办公室里。

在拍卖现场。

在工厂里。

在中等城市。

在大城市中心。

我想理解他们的社会结构、法律、词汇、经济约束、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信息为何以那种方式流通。

这一直是我的方法。在声称要改变一个系统之前,你必须亲身走过它。

这种深入其中的经历教会了我重要的一点:拍卖师也有自己的约束。向公众发布信息需要花钱。广告有价格。司法拍卖有期限和义务。如果把所有不足都归结为有意维持不透明,那在思想上是不诚实的。

但承认这些约束,并不改变根本的问题。

如果拍卖是公开的,那么让公众得以参与的信息,就必须能够更广泛地流通。而法律正是在这里介入。

我知道,报告、清单和各种司法信息,不能被简单地当作私人财产,由某个人随意处置。

我们的访谈材料概括了随后发生的一切:法律上公开的信息,实际公示不足,知情者与公众之间的不对称,借助法律要求披露,然后将静态文献转化为可检索的数据库。

到了某一刻,冲突变得直接。我记得,一位拍卖师十分明确地告诉我,我们无权插手与我们无关的事情。

我的回答同样明确。如果这些信息涉及一场公开拍卖,如果这位依法获任的公职人员是在履行职务时掌握这些信息,那么它能否公开,恰恰与我们有关。

我没有绕过制度。我是在要求它遵守自己的规则。

声音提高了。

法律被援引。

正式笔录被制作。

接着出现了一个我曾多次讲述的场景,因为它几乎浓缩了整个时期。

传真机开始不停吐出纸页。

一页。然后十页。然后一百页。然后大批文档。清单来了。

就在几小时前,我们还被告知无须向我们披露的东西,突然开始涌进我们的机器。

我看着传真纸涌出来,明白我们已经跨过了一条边界。但取得信息,仍然只完成了一半工作。收到一千页材料,并不意味着产生了一千页知识。你完全可能只是用文献的混乱替换了法律上的不透明。

我们必须录入数据。拆分。界定。建立索引。连接。构建检索。

必须区分机器、车辆、计算机设备、家具和存货。

必须把拍卖与一个日期联系起来。一个管辖法院。一位拍卖师。一家公司。一个地点。一项程序。

信息必须变得可以浏览查找。ALJ软件——法定与司法公告——的全部力量,正是在这里显现。

图书馆保存的那份文献,以实物展现了这套远程信息架构:ALJ的开发,是为了通过一套以类别、查询、订阅和专业分组为基础的组织方式,处理法定与司法公告。

不应把ALJ理解成一个简单的数据录入程序。它是我们垂直化原则最早的体现之一。我们从大量司法、经济和法律信息中,建起专门的数据库。在这套架构内部,我们拥有约72个垂直化数据库。

几十年后,Nadège重新放到我面前的那幅跨页,非同寻常。它展现了我们如何思考。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装满公告的巨大杂物箱。我们希望理解每一条信息的性质。

公司的成立不是清算。公司章程的变更不是经营管理禁令。司法拍卖不是自愿拍卖。不动产公告不是公共采购合同。只有当数据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它才能在一个系统中恰当地存在。

这句话听起来近乎哲学。其实它只是工业实践。如果把受不同制度约束的信息混在一起,就会丢掉它们的意义。

因此,ALJ开始生产一种东西:据我所知,当时还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规模组织过它。

一幅全国性的法律与经济事件地理图景。

而那大约五百至五百五十家法定公告报纸,正是在这里显现出全部意义。法国各地分布着经授权的报纸,有时一个省内就有好几家。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出版时间表。自己的版式。自己的表述。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辖域。

单独来看,它们都完全有用。合起来看,它们构成了一份支离破碎的全国记忆。

谁能每天读五百份报纸,然后重建法国经济的状态?

没有人。

一个人可能在尼斯被禁止管理公司,同时却在里昂或巴黎持有公司权益,或者曾在那里管理公司。信息是公开的。但它是地方性的。

不知道自己需要到尼斯去查找的人,永远也找不到它。这又是一种没有明确拥有者的信息垄断。它仅仅由碎片化产生。

于是,我们开始汇集。报纸。法院书记处。出版物。公告。然后,让它们能在一套全国架构中被检索。地方信息不再被困在地方。

一条信息现在可以与一个人、一家公司,或数百公里外的另一桩事件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巨大的改变。

数据库不只是让信息更容易阅读。它创造了文献彼此分离时并不存在的知识。

关系产生了新信息。

这一发现直接为Artprice铺平了道路。而最重要的是,司法服务器教会我,价格也取决于信息的流通。

价格从来不只是拍卖槌落下的结果。价格取决于有多少人知道这场拍卖存在。取决于有多少人充分了解拍品,从而决定前来。取决于他们对信息的信任程度。因此,也取决于公示的质量。

在我们介入之前,有些工业资产拍卖中,真正知情的买家人数可能少得惊人。

八个。

九个。

几个常客。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有时是一整座工厂。

数千个拍卖标的。

数万件单项物品。

当时我认为,这种不对称可能不只是达到一比十,视情况而定,还可能达到一比一百,甚至一比一千。我给出这些数量级,是作为我当时的判断。但逻辑很简单。

一个人有一百页信息。另一个人只有四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市场里行动。

当我们开始传播精确得多的信息时,潜在买家的数量增加了。竞价更加激烈。价格可能上涨。而且,我亲眼见过一些情形:更充分的公示,极大地改变了资产出售所得。

这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很重要。债权人收回得更多。程序回收的财产更多。但其中也有一些财务表格无法显示的、关乎人的东西。

企业主会对我说:

“谢谢。你保住了我的尊严。”

我理解这句话。

一家正在清算的公司,不只是一个案号。对于创建它的人而言,它可能代表二十年或三十年的生命。

员工。家庭。一个个夜晚。贷款。专业知识。一台台买来的机器。破产已经是一场暴力。然后,拍卖来了。

当资产被一小撮完全知情的买家分走,又以企业主认为荒唐低廉的价格出售时,他可能会把那一幕经历为第二次羞辱。

我曾说,有些公司遭受了两次打击。第一次来自破产。第二次来自信息流通不足造成的低估。

问题不在拍卖本身,而在信息不对称创造或摧毁的经济公正。更多买家到来、价格上升,当然不会让企业复活。

但有些东西得到了恢复。曾经建立起来的东西,其价值得到了更好的承认。债权人收回得更多。有时,一个人离开时会觉得,自己的劳动并没有彻底像一堆废铁那样被清算。

就在那时,计算机技术对我而言成了一个公正问题。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正。而是信息面前具体的平等。

我相信,我也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信念:透明未必会摧毁市场。恰恰相反,它可以扩大市场。我们观察到了这一点。

更多的信息带来更大的信任。更大的信任可以吸引更多参与者。更多参与者带来更激烈的竞争。而竞争赋予价格一种不同的品质。

后来,我用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表述了这个直觉: “当一个不透明的市场变得对称时,它不会崩塌;它可能爆发。”

我们的工作档案保留了这句话,因为它直接连接着司法服务器与Artprice。

几年以后,艺术市场将把完全相同的问题摆到我面前。一小撮知情者知道价格。一小撮专家拥有历史记录。一小撮专业人士知道某件作品已经上拍过三次。其他所有人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购买。

如果这份记忆变得可以获取,会发生什么?

有些人以为市场会崩塌。

我在司法世界里早已学到,答案可能恰恰相反。透明可以产生流动性。因为它产生信任。

所以,司法服务器远不只是Artprice的技术先驱。它是Artprice的哲学实验室。

它教会我,公开是一种民主职能。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宣传。而是法律意义上的公示:让那些必须能够被援引、被获取的东西变得可见。法律行为的公开。拍卖的公开。知识的公开。

那时我明白,经济自由本身,也部分取决于这种公开的质量。你无法选择你根本不知道存在的东西。你无法为一台无人向你描述过的机器出价。当有些人知道一项资产的历史,而其他人只知道它的名字时,你无法恰当地估价。

这种公开的哲学将成为一条永久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很久以后,我会如此经常地拒绝这种要求:仅仅因为一条拍卖结果变得碍事,就要把它从Artprice中删除。

一桩公开事件产生了一道痕迹。这道痕迹的记忆,属于市场的历史。这个原则已经存在于司法拍卖之中。

公开信息不会因为让某人感到不便,就重新成为私有信息。但司法服务器改变的不只是拍卖。

它还让我们面对基础设施本身。公示改善了,查询系统的人就更多。查询的人更多,机器就承受压力。

我们经历过那些极为突然而猛烈的需求激增;面对它们,工程师自然会建议继续增加计算能力。我开始换一种方式思考。

问题并不总是绝对性能。它可能在于涌入负载的猛烈程度。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研究了我称为fantomisation的做法:吸收、分配并延后某些负载,使巨大的涌入量不会同时冲击整套架构。

在这里,我又认出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当物质抵抗时,我不一定试图用更大的力量对抗它。有时,我试着改变问题的几何形态。

这段经历将对Groupe Serveur以及后来Artprice的架构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次电视宣传或大规模分发之后,数十万潜在用户可能涌来。系统必须撑住。

再说一次,商业成功对我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学到了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数据库。

为它提供数据。使它覆盖全国。在法律上保障它。大规模地向公众开放。

然后,承受这种开放带来的技术后果。

司法服务器还使我们在受监管职业和主要经济参与者之中,获得了新的认可。

这段经历牢固确立了Groupe Serveur在这些领域的信誉:数据在法律上复杂,受到监管,而且有强大利益集团守护。

这种信誉将使我们能够扩大规模。因为下一个问题已经可见。法国不再足够。法律在流通。企业在流通。拍卖在流通。欧洲的经济边界越来越通透。

一位法国企业负责人可以在比利时经营。一家德国公司可以在法国购买。一个国家产生的司法信息,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变得相关。

因此,我们的全国架构必然会触及它的极限。而我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学会跨越省界之后,我们必须跨越国界。将法国信息标准化之后,我们必须学会让不同的法律、语言、分类体系和行政文化彼此沟通。

司法服务器教会了我们如何打破信息垄断。

欧洲司法服务器将迫使我们做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扩大规模,而不丢失数据的意义。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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