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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构筑世界的架构

demeure du chaos,世界的地震仪


谈过台湾,视野必须进一步拓宽。这座岛屿集中了全球技术力量中非同寻常的一部分,但它只是一个远为庞大的系统中的节点。要理解21世纪的中国,仅仅看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军队、出口、城市或科技企业,已经不够了。还必须看它在自身周围、时而在遥远之处建设的基础设施。

港口。铁路。工业区。公路。能源网络。电缆。电信。物流平台。金融协议:每一种要素似乎都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将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构成的是同一套架构。中国所寻求的,并不只是参与全球体系。它正逐步谋求一种能力:在这一体系中行动,而不完全依赖别人建立的基础设施、标准和制度。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一个大国可以很富裕,却依然受制于人。它可以出口极多的商品,却依赖自己无法控制的海上航线、无法掌握的货币、无法以最先进水平生产的半导体、外国的软件,以及在别处决定的标准。

因此,财富还不等于主权。

主权始于对自身得以延续的条件拥有足够的掌控。

这正是我在乌克兰和台湾观察到的韧性逻辑。中国把它运用到了大陆、甚至全球的尺度上。必须从这一角度理解新丝绸之路。它的名字本身就很不寻常。它让人想到漫长的历史、商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想到一个身处古老网络中心的中国。当代的基础设施由此获得了一条历史谱系。

一条新铁路被呈现为一条绵延数百年的道路的延续。这既是经济姿态,也是政治姿态。大国喜欢把自己的计划放入超越一届政府任期的时间框架。这会制造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印象。现在成了一段连续进程中的一个片段。但叙事背后,是极其具体的事物:现代化的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发电厂、物流园区。

这些基础设施显然回应了真实的经济需要。把它们归结为一场单一的战略阴谋,是一种漫画式的简化。各国需要港口、电力和道路。中国企业需要市场。银行为项目提供融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谈判。

然而,当这样的关系积累到足够多时,它们就会形成政治纵深。基础设施能够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一条路可以在几年内建成,却使用五十年。一座港口改变一个国家的贸易流向。一座发电厂带来技术、金融和工业上的依赖。

因此,基础设施是权力最有耐心的形式之一。

它并不总是需要插上一面旗帜。它组织着可能性。

权力不仅是禁止的能力。它也是规定别人所走道路的能力。这个想法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几个世纪以来,帝国控制着商路、海峡和港口。到了21世纪,情况依然如此,只是这些道路的性质变了。它们既是物理的,也是数字的。一条海底电缆就是一条道路。一个支付系统就是一条道路。云就是一条道路。一项技术标准就是一条道路。

谁定义协议,谁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别人将如何运行。这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权力,因为它看起来是技术性的。然而,技术往往在事后显露出政治性。以一种电信标准为例。乍看之下,它涉及的是效率、频率和兼容性。但谁旗下的企业拥有专利、设备和专业能力,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谁就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

当数百万台设备部署完成,改变标准就变得昂贵。因此,基础设施会产生锁定效应。这正是我通过数据库和数字标准所理解的:当足够多的参与者采用某种架构时,它便不再只是一个技术选择。它成为一种环境。我们不再每天早上决定是否使用这套协议。我们生活在它里面。

这或许是主权最强大的形式之一:成为他人的技术环境。

这一逻辑显然并非中国所独有。几十年来,美国以非凡的力量运用了它。互联网、软件、操作系统、全球金融、技术标准、平台:当代数字和金融架构中极大的一部分,都与美国的机构或企业相连。

因此,美国的力量并不只存在于它的航空母舰之中。它也存在于世界的无形架构之中。中国对此理解得十分透彻。正因如此,中美竞争不能被简化为军事竞争。它是一场架构的竞争。

谁来提供网络?谁来提供处理器?使用什么货币?什么卫星?什么平台?什么网络安全标准?什么人工智能模型?一个大国如果失去所有这些层面,仍然可能保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依赖竞争对手构建的环境。争夺标准,于是成为争夺未来的自主权。

这一想法直接联系着我与互联网的经历。在我们为Groupe Serveur构建数字架构的那些年里,我很清楚,协议的后果从来不是中性的。选择开放还是封闭、集中还是分布、专有还是互操作的架构,都会改变力量对比。一个工程师的决定背后,有时隐含着一项从未有人明确说出的政策。网络同时创造可能与禁限。

中国正是在这个尺度上思考。它不仅想生产更多商品,还想占据更多层面。这从制造业开始,然后向上延伸到零部件、研究、标准、数字基础设施、卫星和人工智能。这种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过程,很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转型之一。

长期以来,西方的一部分人把中国看作世界工厂:庞大的工业产能、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以及融入西方供应链的能力。这一形象已经不够了。一个为别人制造产品的国家会学习。它培养工程师,发展供应商、物流链、大学和资本。渐渐地,它不再只想组装别人的技术。它想自己生产技术。

对于一个工业大国,这几乎是一条自然的轨迹。如果一个国家的能力足以使它超越价值链中的从属位置,却以为它会无限期地接受这一位置,那就错了。因此,中国在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投入巨资:电信、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航天、人工智能和半导体。

这些选择并不只是工业选择。它们决定哪些参与者将拥有下一阶段经济的基础设施。例如,电池看起来可能只是电动汽车的一个简单部件。它同时意味着能源储存、电网管理、工业自主,以及矿产的获取。每一种技术背后,都有一种地质学。锂、钴、稀土、铜:数字与能源世界建立在一张新的资源地图之上。

我们有时谈论能源转型,仿佛它能让我们摆脱石油的地缘政治。它只是创造了别的依赖。

每一种技术都会产生属于自己的资源地理。

煤炭构建了一种地缘政治秩序。石油构建了另一种。关键金属、电池和半导体正在构建一种新的秩序。完全非物质化经济的梦想,再一次崩塌。

我们越是数字化,就越需要开采、提炼和运输要求极其精确的实物材料。信息技术并没有把物质彻底消除。它要求一种组织程度更高的物质。这几乎是技术演化的一条规律:价值越来越少地集中于质量,而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组织程度。一公斤岩石不值什么钱;其中某些克数的物质,经过转化、提纯和结构化,就成为战略资源。

这种通过知识转化物质的过程,与我一直以来所理解的炼金术有着深刻的联系。炼金术士并不无中生有。他转化、提纯、分离、重新组合。当代工业以惊人的精度完成这些事。电池工厂、半导体工厂、数据中心,都是现代的坩埚。它们把物质和能量转化为能够发挥作用的力量。

中国明白,掌控这些工业枢纽的国家,比那些只购买其产品的国家拥有大得多的自主性。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出现在一些地区:如果只看大型军事地图,这些地区似乎位于边缘,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这些地方拥有资源、市场、港口、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以及物流走廊。

一项全面的战略不能只建立在军事同盟之上。它也通过经济关系的积累来构建。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避免过度简化。每一种伙伴关系都经过谈判。有些国家获得了原本负担不起的基础设施。有些项目成功了,另一些则遇到债务、盈利能力、地方反对或环境方面的问题。现实是多样的。但它们合在一起,产生了一样东西:存在。

存在是走向影响力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企业、外交官、投资或对当地的了解,就无法在一个地区施加持久影响。中国耐心地建立了这种存在。它常常提供一种被描述为比西方大国较少附加要求的关系:贸易与基础设施,不那么明确地以国内制度的政治条件为前提。

这种做法自然吸引了一些政府。对另一些政府而言,它也引出了对依赖中国或中国影响力的疑问。这又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关系。任何大国的事业,在受其影响的人眼中都不会得到相同的理解。对一方意味着机遇的基础设施,对另一方可能成为依赖的来源。

一座作为商业工具建设的港口,如果政治背景改变,就可能获得新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分析这些资产。当前的民用用途,并不能穷尽未来所有可能的用途。这种双重性已经成为许多当代基础设施的特征。一颗卫星可以用于商业,也可以产生情报。一座民用港口可以容纳军舰。一条电信电缆可以同时传输商业和政府数据。

民用利益与战略利益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得模糊。这种模糊性迫使国家用安全的眼光,审视那些从前会被认为纯属经济范畴的投资。当每一次港口码头收购都变成地缘政治问题时,全球化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但必须谨慎:如果与竞争对手的任何经济关系都立即被视为威胁,整个体系就会滑向碎片化,每一方都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完全自主的集团。

这种碎片化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且本身就可能加剧紧张。我们再一次面对相互依存与主权之间那道恒久的难题。依赖过多会造成脆弱。分离过度则会摧毁那些使各国都关心他国稳定的机制。

大国之间的和平,部分恰恰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对手国内发生灾难,也会让自己付出代价。

因此,完全脱钩能够降低脆弱性,却同时移除了阻碍冲突的一道经济屏障。这又是二阶因果关系的一个例子。没有不付出代价的选择。最好的战略,很可能在于根据关键程度来区分不同的依赖。这正是安全工程师会做的事。你不会像保卫核机密一样保卫每一个文件。你会识别关键资产。

同样,一个国家必须识别哪些依赖可以接受,哪些则构成生存风险。这种分类的思路在我看来至关重要。没有它,主权就会沦为一句口号。战略需要一份清单:什么能源?什么药品?什么处理器?什么网络?什么矿产?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替代?我们总会回到数据库。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依赖什么、它来自哪里,以及替换它需要多长时间。当代主权几乎始于一个设计良好的关系型数据库。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挑衅;其实并非如此。一个无法准确绘制自身工业依赖关系图的政府,可能直到危机发生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而那时纠正的成本就高得多了。

这一点在大流行病、能源和电子元件问题上都已显现。我从一个原则出发:如果一项政策所依据的信息是错误或不完整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稳健。这正是我一生所捍卫的。数据不只是行政事务。它具有战略性。因此,对我来说,Artprice从来不只是一个提供价格的网站。它是一套使市场变得可见的架构;而这个市场的不透明性,曾经为掌握信息的人创造了权力。

让事物变得可见,会立刻改变力量对比。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如今正在重新发现同一件事:谁精确地了解供应链、生产能力和依赖关系,谁就拥有更强的决策能力。人工智能显然会加快这种绘图工作。它能够分析数百万条贸易流、专利、卫星图像和科学论文。它能够帮助识别一个此前无人认出其关键地位的供应商。

因此,地缘政治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一门数据科学。但在这里,风险同样巨大。看见一种贸易相关性,并不自动意味着理解了政治关系。一家企业可能进口一种中国零部件,同时有好几个替代来源。另一家企业可能只进口极少的数量,却依赖一种无可替代的专门技术。原始数据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放回具体情境。这就是情报研判与单纯盘点的区别。

中国本身也有这种对信息的执着。如此规模的国家,没有海量数据就无法规划。中国社会的数字化带来了巨大的行政、支付、商业和监控能力。我们的西方视角在这里往往集中于政治控制这一维度;它确实存在,也值得审视,但我们同样必须理解数据能够带来的行政效率。

同一个技术系统可以便利日常生活,也可以增强国家的监控能力。又是这种两面性。数字支付可以极其方便,同时留下完整的轨迹。智能摄像头可以使城市运行更顺畅,也可以监视其中的人口。我从不认为技术的效果是中性的,因为它的架构决定谁能够看见什么。

这是所有社会都面临的根本政治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民主国家自身,也把海量私人数据集中在企业手中。区别在于制度、法律、救济途径和权力分立。因此,比较数字模式必须超越口号。真正的问题是:谁拥有数据,谁可以访问,在什么监督之下,又有哪些制衡?

这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无形宪法之一。一个国家可以拥有一部政治宪法,同时还拥有一部更加集中的、隐含的数字宪法。用户点击“接受”,有时就交出了过去专制国家做梦都想获得的大量数据。这说明,监控并不总是只来自政治权力。它也可以来自经济模式。

在这方面,中国、美国和欧洲正在发展不同的架构。比较它们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揭示了关于个人、市场与国家关系的不同哲学。欧洲常常试图通过法律和监管建立主权。美国凭借科技企业和私人创新,拥有非凡的力量。中国则在更为直接的政治控制下,将国家力量、工业和大型平台结合起来。

这些模式没有一个是静止的。它们彼此影响,彼此回应。这种制度竞争与军事竞争同样重要。哪一种模式会带来最多的创新?最多的信任?最强的韧性?这些都是开放的问题。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决定论式的预测。模式可以演变。

仅仅几十年里,中国自身就已经多次发生深刻变化。把当前的一个截面投射到三十年后的远景,是一种反复出现的错误。力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静态实体。令我震动的,恰恰是中国这种转型的能力。这个国家在极短的历史时段内,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了工业与技术强国。这种转型的规模令人惊叹。

整座整座的城市被建起,铁路网络铺展开来,数亿人进入城市化进程。无论人们对这个政权提出怎样的政治批评,忽视这种执行能力,就无法理解这一体系真正的力量。严肃的战略,始于承认对手或竞争者的长处。出于轻蔑而低估它们,是blindspot最危险的形式之一。

20世纪提供了许多例子。我们有时更愿意想象,对手的体系会因其看似矛盾而崩溃。但一个体系如果具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就可以长期容纳矛盾。反过来也一样:一条成功的轨迹,并不保证成功会永远延续。

人口老龄化、债务、房地产、社会紧张、技术竞争、能源依赖:中国同样有自己的脆弱之处。

一个大国从来不是不可战胜的。它只是一个强项和弱点都大得多的系统。因此,我对那些轮番宣告中国必然主导世界或即将崩溃的叙事保持警惕。两者都满足了叙事欲望。两者都不构成方法。我们必须看指标、结构和适应能力。尤其是,当现实反驳模型时,我们必须愿意更新模型。这很可能是一切智性活动中最重要的规则。

在我看来,一个不再能够承认错误的模型,有沦为意识形态的危险。人类如此,AI亦然。这种自我纠正的能力,应当处于任何名副其实的认知系统的核心。它直接联系着我的blindspot方法:追问那个我已不再质疑的假设究竟藏在哪里。中国是检验这种自律的一个极有挑战性的案例,因为它集中了西方的种种投射。

对其效率的着迷,对其威权主义的恐惧,对其市场的期待,军事上的担忧,技术上的钦佩,对人权的批评:这些视角彼此叠加。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现实,但一旦包揽一切,就会令人失明。因此,分析必须接受矛盾:一个国家可以既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又是战略对手;既是创新的来源,又是风险的来源;既是全球气候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又是军事竞争者。

多极世界迫使我们超越二元的道德分类,同时不放弃判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理解复杂性,从来不意味着把一切行为都视为等价。我们必须能够谴责某种做法,同时又在另一个问题上与同一行为者合作。外交恰恰就是管理那些价值观或利益不相同的行为者之间关系的艺术。

如果我们只愿意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谈,外交就毫无意义了。缓和局势在这里变得至关重要。中美之间,也许最大的危险并不是竞争本身的存在。竞争如今已经是结构性的。真正的危险在于无法界定这种竞争的限度。所有对抗都需要隐含或明确的规则。

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逐渐建立起沟通、军备控制和危机管理机制,正是因为它们理解相互毁灭的风险。今天的中美竞争,在这类基础机制上的积累较少。然而,当代技术却在压缩反应时间,扩展对抗领域。

太空、网络、海洋、AI、半导体: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不断增多。因此,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前建立渠道。这几乎是一条工程原则:备用系统必须在起火之前存在。你不会等建筑着火时才设计紧急出口。但国家在外交上有时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它们偏偏在最需要信任渠道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不再拥有它。

信任不需要友谊。它只需要知道对方会回应,而且对方的话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最低程度的信任,就可能足以避免误读。我深信这种缓和局势的工程。它既不是天真的和平主义,也不是软弱。它是安全的架构。一个缺乏沟通的武器库,可能比一个更大却配有控制机制的武器库更加危险。

这是我们的时代必须重新发现的一个悖论。AI还会进一步增加复杂性,因为它引入的系统,其运作方式甚至对部署者而言都可能部分不透明。设想两个大国运用算法工具识别敌对行为。同一次军事调动,可能被各自的模型归入不同类别。

于是,每个国家都收到一台机器发出的警报,而这台机器是依据本国的数据与战略学说训练的。偏差于是成为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AI和中国的AI可能观察同一个世界,却产生两种不同的作战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讨论个人决策中的算法偏差。我们也必须思考战略偏差。

一个军事模型,如果主要根据某些行为曾先于攻击发生的历史数据来训练,就可能在另一种背景下过度解读类似信号。这恰恰是自动化类比的危险。系统识别出一种模式,就假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军事AI的设计,也许不仅应当产出一个主要假设,还应当生成其他可能的情境,以及自身可能出错的理由。

我主张,它应当既是一台提出建议的机器,也是一台提出质疑的机器。这几乎与我们今天推销技术的方式相反。我们看重确定性、精确性和即时答案。然而,在某些领域,最好的智能是懂得说“我知道的还不够”的智能。这句话是一种力量,而非弱点。政治世界必须学会这一点。

中国自身也在大力投资AI,因为它理解AI对力量的倍增作用。但这里的竞争,同样不只关乎模型。它关乎整个技术栈:能源、数据中心、处理器、研究、数据和人才。“栈”这个词很有意思。计算机科学家用它来描述一个系统的不同层次。

我认为,当代力量恰恰就是这样运作的。存在一个地缘政治栈。最底层:物质、能源、资源。然后:物理基础设施、工厂、网络。接着:半导体、计算机系统。再接着:软件、AI模型。然后:懂得如何使用它们的机构、企业、行政部门。最后:政治学说与决策。

一个大国如果只控制顶层,却没有充分控制下层,就可能很脆弱。反过来,拥有矿山和工厂,却缺乏智识或制度能力,也不会自动带来支配地位。力量是垂直的。它来自整个栈的整合。中国正在做的,恰恰是减少自身技术栈中的缺口。

美国寻求保住自己拥有非凡优势的领域。欧洲有时仍在试图确定,自己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站在哪里。这很可能是欧洲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我们是只想成为一个受到监管的市场,还是也想拥有支撑自身技术主权的基础设施?法律有力量,但它无法完全替代工业。

如果欧洲市场足够大,一项欧洲标准就能够影响世界。这有时被称为监管权力。但如果我们已不再懂得如何生产一种技术,那么针对这项技术的标准,本身就是脆弱的。我们可以规范外国基础设施的使用,却依然依赖供应者。因此,法律主权与工业主权必须相互连接。

在这里,我又看到了自己经历的映照。欧洲数据库的特别权利价值巨大,因为它使信息投资得以受到保护。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建立起数据库,法律也毫无用处。法律保护并不创造资产。它保护已经存在的东西。

这正是欧洲在AI上面临的问题:制定规则是必要的,但创建企业、模型、数据中心和芯片,同样必要。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替所有其他人服务的创新法律专家。这个想法在我看来很重要,因为它超越了监管与创新之间那场虚假的争论。两者我们都需要。

标准必须保护人,并建立信任;工业必须赋予人能力。一个只会监管的文明,可能变得依赖他人。一个不设任何限制的文明,可能对自身构成危险。挑战在于平衡。这很可能是任何成熟技术政策的核心。

中国则有时选择了另一种优先次序:大幅加速工业化,然后在某些私人行为者变得过于强大,或国家认为某个行业威胁其目标时,重新收回控制。这造成了创新与政治权威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它能够让资源迅速动员起来,但也可能给创业者或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

每一种模式都有长处,也有代价。没有任何制度体系不涉及trade-offs,也就是权衡取舍。这个英语词几乎应当保留下来,因为它如此精确:在一个方向上的任何收益,往往会在别处产生代价。更加集中可以提高执行能力,却减少决策的多样性。更加分散可以促进创新,却减缓协调。

智能在于知道,优势何时会变成劣势。这适用于国家、企业,也适用于AI。因此,对我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答案,不如说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一个高度集中的体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创新所需的灵活性?反过来,自由民主国家在权力与利益分散的体系中,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战略决策的能力?

这场竞争没有预定的赢家。胜负将由适应能力决定。再说一次:只有突变者才能生存。但中国的蜕变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地方。当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决定大规模投资一种技术时,价格、生产能力和全球标准都会改变。

电动汽车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中国制造商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工业,迫使既有汽车企业加快发展,并促使政府重新考虑关税、补贴和电池依赖。技术竞争由此立即成为产业政策。市场与国家安全之间那条清晰的分界,已经消失。

每个国家都开始补贴关键产业,控制某些投资,并施加限制。我们几乎正在回到一种技术重商主义,只是全球供应链比过去复杂得多。这一矛盾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当全球化降低成本时,人人都想要全球化;当它暴露依赖时,人人都想要主权。

政府必须不断作出权衡。不会只有一次全面彻底的脱钩,更可能出现的是各行业有差别的重组。日常商品或许仍将保持全球化。关键技术则会受到更严格的控制。这将形成一张具有多个信任层级的经济地图。全球网络可能分裂为能够相互操作、但在政治上彼此不同的区域。

互联网本身也有沿这一轨迹发展的风险。很长时间里,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统一的全球网络。而监管、审查、标准和基础设施,已经在不同国家塑造不同的体验。网络可能变得不那么普遍通达。这个问题尤其触动我,因为我最初对互联网的愿景,深深根植于它跨越国界的能力。

因此,网络的碎片化是一场历史性的转变。按政治界线分割的互联网,会损害其部分普遍性,但它或许已经在成形。国家防火墙、数据本地化规则、应用限制、云主权:每项措施单独看都可能有其理由,但累积起来,就形成了数字边界。

这里又出现了同一个想法:一道边界,可以在数百个技术决策之后才浮现。未必有人在某一天决定把互联网分成几个板块。然而,系统最终还是碎片化了。

许多历史变革就是这样发生的。它们并不总会被宣布。它们来自积累。

这与demeure du chaos自身很相似。任何单独一件作品,都不足以产生整体。是积累、重复、行动之间的关系,最终创造了一个世界。中国也在通过基础设施的积累构建一个世界。“世界”这个词很重要。每一个大国,都在隐含地提出一种组织关系的方式。

1945年之后,美国提出了一套以国际机构、美元、同盟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为基础的架构,尽管现实显然从未完全符合这一理想。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全替代性的全球体系,而且它或许也并不寻求取代所有现存机构。尽管如此,它正在创造其他选择。

新的金融机构、协议、基础设施、以其他货币进行的贸易、南南合作:仅仅创造一种选择,就已经是一种力量。当一个国家有多个供应者、多个融资方、多个伙伴时,它就变得更加自主。中国因此通过提供一重额外的关系,扩大了某些国家的回旋空间。这自然削弱了西方对影响力的垄断。

这很可能是多极世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那些过去只能在相对有限的选项中作出选择的国家,如今能够在几个大国之间谈判。这种竞争可以给予它们更多自主性。它也可能创造新的依赖。但它改变了关系。

于是,全球南方与其说是一个集团,不如说是一组能够在多个中心之间周旋的国家。西方常犯的一个错误是问:它们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中国那边?许多国家隐含的回答是:站在我们自己这边。它们可以向一个国家购买武器,与另一个国家修建港口,同第三个国家进行贸易。这恰恰是多极化的逻辑。

选边变得局部化。这又是简单集团格局走向终结的一个迹象。关系图再次出现。印度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例子:在某些印太架构中是美国的伙伴,与俄罗斯有历史关系,与中国存在竞争,同时奉行战略自主政策。试图把它简单归入某一个阵营,是荒谬的。21世纪将充满这种枢纽大国。

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西、南非:每一个都可能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于是,体系的等级性降低了,但也可能更不稳定。独立的决策中心越多,可能存在的关系就越多。从数学上看,网络会极快地变得非常复杂。AI在这里几乎可能成为分析不可或缺的工具。

人类心智能够把握少数几种主要关系。要同时掌握数百种经济、军事和技术依赖,就困难得多了。AI可以帮助绘制这种复杂性。但它绝不能把关系图变成宿命。强大的经济关系并不自动保证同盟。联合国的一次投票,可能因议题而改变。

因此,多极世界要求一种理解情境的智能。这恰恰是僵硬分类所缺乏的。demeure du chaos似乎预见了这种多重性,因为它从不把一个人物永久地归入某一类别。一幅肖像可以紧邻好几个彼此矛盾的符号。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在这里是盟友,在那里是对手,在别处又是经济伙伴。

墙壁比一张分成两栏的表格,更能容纳这种矛盾。这很可能是艺术面对那些过于整齐的模型时所具有的力量:它能让矛盾共存,而不人为地消除它们。现实需要这种空间。中国自身也充满这样的矛盾:市场经济与党的控制、全球化与主权、贸易开放与战略行业保护、民族主义与对全球贸易的依赖。

这些成对的事物,没有哪一对会彼此抵消。它们共存。战略问题在于,这个体系能够维持它们之间的张力多久,又如何转化这种张力。这恰恰就是一个活的大国: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张力。混沌从来不意味着没有结构。它意味着多种力量,而这些力量的稳定性来自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又回到了demeure du chaos。从外部看,有些人看到一种矛盾:一家数据公司的全球总部,坐落在一件末日景象般的总体艺术作品之中。对我来说,正是这种矛盾创造了连贯性。数据中心与锈蚀,人工智能与炼金术,艺术市场与虚空。

当代中国也呈现出这些时代的碰撞:寺庙与巨型都市,马克思主义与亿万富翁,数字监控与全球贸易,儒家传统与量子工程。伟大文明从不完全替换其古老的层次;它们重新配置这些层次。这种历史纵深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并不主要把自己看作一个新兴大国,而是一个正在归来的大国。

西方叙事常常谈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叙事则可能是,在一段历史性的衰弱之后恢复原有地位。这种视角的转变至关重要。一个认为自己正在回到应有位置的大国,并不把自身的增长看作侵略性的野心,而是看作对历史的校正。这可能使某些让步变得更困难,因为它们会被视为重新落入过去的屈辱。

这正是记忆具有战略性的原因。一场谈判从来不只是让当下的利益相互对峙。有时,相互对峙的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叙事。忽视这些叙事的人,可能引发自己无法理解的反应。这与俄罗斯、伊朗或中东给予我们的教训相同。现代性从不抹去记忆。它赋予记忆新的工具。

今天,中国运用最现代的技术,追求那些可以用极其古老的历史语言来表达的目标:统一、主权、民族复兴。这种叠合在我看来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之一。达伊沙以一个想象中的哈里发国之名使用Twitter。中国在文明复兴的叙事中使用AI。美国在源自18世纪的政治传统中动员硅谷。

技术的未来总是浸透着古老的神话。因此,仅靠工程师无法理解技术。还需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一个AI模型从不在真空中出现。它进入一个社会、一套法律体系、一种共同的想象。因此,同样的技术,在不同文明中会产生不同的制度。

数字全球化的一大错误,或许在于相信技术会自动使各个社会趋同。它使某些工具标准化,同时又可以强化这些工具在使用上的政治差异。智能手机在各处几乎都是同一种物品;但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中的数据做什么,却截然不同。处理器是通用的;支配其使用的规则却不是。

因此,标准之争如此重要。技术标准可以是全球性的,而法律规范却分道而行。我们可能进入这样一个世界:机器彼此无缝交流,而围绕它们的政治体系却越来越不同。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悖论。技术越是连接,政治就越可能试图重申边界。

全球网络同时产生整合与主权。这正是中国所体现的辩证关系。它从全球化中获益之大,此前鲜有国家可比,随后又用积累起来的资源减少自身对全球化的部分依赖。这不是偶然的矛盾。它是一种增强自主能力的战略。

每一个大国最终都会试图,把使自己得以成长的依赖,转化为使自己得以持久的自主。历史上,美国自身相对于欧洲也走过这条道路。因此,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例外。独特之处,在于中国这场转型的规模和速度。这场转型直接提出了下一个世界秩序的问题。

如果多种技术、金融和军事架构并存,它们是否会具有足够的互操作性,以避免彻底的碎片化?在单一的全球体系之内,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历史有时在很长时期内回答“可以”,有时则回答“不可以”。问题不在多极化本身,而在于各极之间缺乏得到承认的规则。

如果协议共同,一个分布式网络就可以具有极强的韧性。没有协议,它就会变成一片由互不兼容、无法沟通的系统组成的混乱。气候变化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和美国可以是战略对手,但没有它们,任何全球气候政策都不可能实现。病毒不考虑军事同盟。全球变暖不服从制裁。有些威胁始终是普遍的。

因此,21世纪必须创造一种能力:同时成为竞争者与合作者。只有当我们仍把世界想象成两个阵营时,这种想法才显得矛盾。在一张关系图中,两个节点可以具有好几种不同的关系。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学会的:在气候上合作,在AI上竞争,在贸易上谈判,在军事上相互威慑。

关系正在变得多维。这比冷战叙事更难向公众解释,却更接近现实。政治语言必须变得更加复杂。这很可能是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社会想要简单的叙事——朋友或敌人——而战略常常要求根据不同领域,分别成为竞争者、伙伴或对手。

这种模糊性并不是弱点。它是一种精确。这正是我在本书这一部分始终寻求的精确:拒绝虚构的集团。伊朗不等于什叶派。达伊沙不等于伊斯兰。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美国不是一种单一的意志。每个体系内部都有机构、企业、派系和利益。

一个大国本身就是一张关系图。

中国共产党是集中的,但它必须管理各省、企业、军队、人口和经济。华盛顿有另一种结构:国会、白宫、各州、企业、法院和舆论。因此,要比较两者,就必须理解它们各自的协调方式。

中国的一项决定,在中央将其列为优先事项时,可以得到迅速实施。美国的一项决定可能受到挑战,遭遇拖延,但这种分散也可以产生更多独立的创新。又是权衡取舍。没有任何结构在所有情形下都是最优的。战争有利于某些架构,创新则有利于另一些。挑战在于,能够改变模式而不失去自身的身份。

这恰恰就是韧性的定义,而我也不断回到转型这一想法。我相信,整幅地缘政治图景都汇聚于这个词。帝国并不只是因为变弱而消亡;它们常常是因为无法再以与周围世界同样快的速度改造自身制度而消亡。中国正在转型。美国正在转型。欧洲必须转型。

AI正在加快这种蜕变成为必需的速度。未来的世界,很可能不会给僵硬的体系留下太多空间。总体艺术作品在这里几乎成为一种概念模型。demeure du chaos从未完成。它在不断变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结构。它吸收事件,却不失去自身的身份。这正是我称为蜕变中的恒存的特性。

21世纪的机构,很可能需要这样运作:拥有稳定的理念核心,同时拥有足够灵活、能够适应变化的形式。对于民主制度,核心可能是法治、尊严和制衡;行政与技术形式则可以改变。对于企业,核心可能是使命,而工具不断演进。对于国家,主权与制度必须比不断变化的基础设施更为长久。

中国目前正在构建自己那种持久而不断变化的力量模式。问题依然存在:它能走多远?而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问题: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全球架构,让多种力量模式共存,而不必谋求摧毁其他模式?这很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地缘政治问题。

因为AI增加了另一个维度:它可能显著放大掌握它的体系与未掌握它的体系之间的力量差距。一个拥有更好模型、更多能源、数据、机器人和工业能力的体系,可以加速自身发展。我们可能正在进入正反馈循环:技术进步产生更多手段,用以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如果事实如此,竞争将会激烈得多。各国将试图避免跌破一道门槛,陷入认知依赖。这是一个奇异却至关重要的说法:依赖他人来计算、分析、翻译、预测和设计。我们经历过能源依赖;现在可能会经历认知依赖。

一个完全依赖别处开发的模型的国家,最终可能把自身理解世界方式的一部分外包出去。即使没有刻意操纵,模型也携带着对数据、类别、语言和标准的选择。

认知主权由此成为主权的一个新层次。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当制造自己的巨型模型;那不可能,而且往往没有必要。

但它必须理解自己所依赖的工具,能够审计它们,拥有替代方案,并保持自己的知识基础和能力。仍是同一个道理:管理依赖,而不是幻想自给自足。中国已经明白这一点。美国也已明白。欧洲正在开始明白。

在本书后面,我们还必须深入考察这种竞争,不仅通过物理基础设施,也通过流动于其上的东西:模型、数据、算力、人工智能。因为在道路、港口、芯片和网络之后,真正的挑战随之而来:谁来生产那些能够解释整套架构中全部数据的系统?一种新形式的权力,就从这里开始。

这种权力不再只是运输商品或信息,而是能够开始以超人的规模理解它们。因此,下一章必须深入探讨我认为自核武器出现以来最深刻的战略转变:不只是一个新工具的到来,而是一种工业化认知能力的出现,它能够渗透经济、战争、科学和政治。

美国、中国和欧洲:三种不同的架构,如今将尝试界定这种智能在各自社会中的位置。而在工业竞争背后,将浮现一个更加令人眩晕的问题:当理解世界本身的能力,成为一种可以被拥有、租赁、控制或失去的基础设施时,主权又将变成什么?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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